塔西佗陷阱出自塔西佗的名著《历史》,在其中他说到“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,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就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。”塔西佗陷阱是政治家们引申出来的概念,意思是说一旦群众对某个对象去了信任,那么这个对象所做的一切都不被信任,不论好事还是好事。这类似于有罪推定,一旦认为这个人是个坏人,那么他所做的事就是坏事。
尽管这是个学术专业术语,在政治学领域被广泛引用,但是这个术语背后所说明的规律却具有某种普遍性。我们可以引申为一旦人们对一个事物形成负面印象,那么对这个事物就不会有良好的期待。比如在商业中,我们一旦对某个品牌质量的反感,那么我们就对该品牌的所有产品形成不好的印象,从而使该品牌不断失去消费者的青睐。因此,在品牌的经营者中对自身形象是十分重视的。
在我们的文化中,同样有类似的成分,成语疑邻盗斧的故事也颇能说明这个问题。一个人的斧头丢了,他开始怀疑自己的邻居偷了斧头,于是他看邻居,怎么看怎么都像一个偷自己斧子的人,直到自己的斧头找到了,才发现邻居怎么看都不是小偷了。一旦他认定自己的邻居是个小偷,那么邻居所做的一切都是偷自己斧子的人的证据。
在心理学上,我们可以用心理定势这个概念来解释这种现象。一旦心理上形成某种思维惯性,那么他就很难改变对某一类特定事物的心理印象。
在传福音的时候,我们一般会认为,有效的传播福音是首先与对方建立信任关系,只要对方对你建立了信任,那么你传的福音也能博得他的信任,从而获得高效的传福音效应。因此,在传福音过程中,传福音的对象确定在亲属范围内,这种极容易建立信任关系的人群范围,才能得到更大的福音果效。我们发现保罗传福音建立的教会,都是散布在罗马帝国商业城市中的犹太人,他们有共同的文化和宗教基础,因此很容易接受保罗的理念,从而皈依耶稣,建立教会。
这就是塔西佗陷阱在基督教发展史上的应用,以及其效果。我们发现在基督教发展史上,正是基督教对灾难中的民众施以援手的时候,才获得他们的信任和皈依的。在瘟疫时期,基督教教会对异教感染者义无反顾的照顾,从而与其它宗教甚至与罗马政府和官方宗教形成鲜明对比,最终在教会的努力之下,教会的死亡率远远低于教会之外平均死亡率,这被认为是上帝的大能让他们战胜了瘟疫的死神。当他们将自己的信任投向耶稣的时候,那么耶稣的福音也就变得香了,从而每次灾难都成为基督教发展的契机,正是因为他们在基督教的行动中,对基督教产生了信任。
后来基督教国教化之后,教皇开始奢侈起来,大权独揽,生活奢靡,人们对基督教的信任也就随之降低,特别是在阿维尼翁之囚事件中,两个教皇之间的争斗,让人们逐渐对基督教失去信任。实际上这个时候,在大学里,在知识分子中间,对天主教神学整个系统的怀疑,早已开始,天主教的神学架构也慢慢支离破碎。只是这种怀疑还没有扩散到普通民众之间。到了赎罪券事件发生时,民众的质疑就差一根稻草了。因此马丁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的产生才能获得如此的影响力,一举拉起了宗教改革的大幕。在这之中,教皇所做的一切,都被认为是错的。这种观念一直持续到今天。尽管天主教在梵二会议之后,已经做了极大的改革,一雪前耻地改变了自己,做了大量有益世界的工作,但是至今人们一提到天主教的时候,依然是宗教改时期的天主教印象。
若不重视公信力和社会形象的话,中国基督教也很容易逐步走进塔西佗陷阱。这在以往的一些历史案例中可以看到端倪。
中国基督教的辉煌时期是在清末民初,这个时代是中国意识到自己落后,并努力改变自己命运的时代。初开国门,宣教士便带着西方的先进科技进入中国的广大土地。他们的医学解除了许多人的痛苦,他们对灾难的救济,让许多人远离死亡的边缘,他们的教育更是建构了我们的教育体系,而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,因此,这个时候基督教是个响亮的名字,她意味着文明、善良和美好。这种印象的形成,是因为基督教走进社会,参与重大的社会危机重建,以及对于社会中的不良现象大胆说不,如发起天足运动来反对妇女裹小脚,从而让妇女崛起。
但是,基督教在那个时代所积累的信任,却不断被后来的基督教消耗。自此宣教士的基督教时代,便成为不可复制的时代。
在其后的时代中,基督教极少在社会危机中贡献重建之责。比如在一些地震救灾中的“信上帝给救济”的有偿福音,在传福音中“信上帝上天堂、不信上帝下地狱”的恐吓福音,这些都在不断消耗着基督教的福音形象。
在之前电影《血战钢锯岭》引起的中国教会对此的内部大争论中,将主人公直接判定下地狱;在讨论特蕾莎修女的争论中,同样将其下地狱的言论,让基督教的形象再次下降。
在本次疫情中,基督教对社会危机的参与也是微乎其微,其行动的总量与其所宣传的规模之间相比较,其发起的行动足以被忽略。不仅如此,更有一些华人牧者将疫情归于天谴的论调,让基督教不断滑向塔西佗陷阱的深渊。
而在本次丰县铁链女国民大讨论中,若事件漩涡中心的教会面对铁链女的二十五年沉默,那么虽然这不会成为这次事件议论的议题,但是这也无形中让当地民众对基督教的又一次失望。
而一些教会对于“大教堂”、“大牧者”、“大教会”、“大影响”的执着,对“大人物”传福音的盎然兴趣,无疑让他们专于庙堂的同时,也就居江湖之远了。
因此,今天的基督教之所以能这种“富在闹市无人问”的局面,实在是因为历史所积累的基督教形象,被消耗殆尽的缘故。
远离社会公益以及社会公义,沉浸在自己的天堂与地狱世界,这无疑让基督教深陷塔西佗陷阱中而不能自拔,一旦陷进去,想出来就需要付出极大地时间和物力成本。因此,避免我们深陷陷阱的是,牢记耶稣所讲的:将灯放在台上,如此才能驱除一切黑暗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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